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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乐文明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(一)|礼的灵魂在于仁

转载 官方客服2022/05/31 16:35:50 发布 来源:中国网 作者:宋逸民 500 阅读 0 评论 0 点赞

编者按】礼乐,是中国文化的标志。中国自古号称“礼义之邦”,礼乐之道为中国人确立了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,中华民族也由此成为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。了解礼乐文化,是了解中国文化,也是中国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。民族复兴需要文化自信,礼乐文明正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。

即日起,中国网正式推出“礼乐文明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”栏目,阐发礼文化的内涵,揭示其精神真谛,探讨如何发掘其中的精义,加以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提升大众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,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今天推出第一篇《礼的灵魂在于仁》。

文化学者 宋逸民

礼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,发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我曾经将礼的意义归纳为三点:对于共同体而言,礼意味着秩序;对于人际交往而言,礼意味着尊重;对于个体而言,礼意味着教养。毫无疑问,礼在今日依然不可或缺。几十年前,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就呼吁:要“大兴礼乐教化,从人的性情根本处入手,陶养涵育一片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。”

在经历过一百余年对“礼”的污名化批判之后,今天越来越多的人,已经非常自觉地在弘扬中华礼乐文化,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。但是,我以为今天弘扬礼乐文化,最需要重视的就是把握好仁礼关系。我们必须明白“礼的灵魂在于仁”。在孔子儒家那里,礼和仁的关系,可以表述为“仁以成礼,礼以显仁”——仁是礼的内在本质,礼是来彰显仁德的。如果没有仁,礼就会流于形式;因此仁是更关键、更基础、更根本的。如果说仁是体,那么礼就是用。诚如王阳明所说:“故仁也者,礼之体也……经礼三百,曲礼三千,无一而非仁也,无一而非性也……故克己复礼则谓之仁,穷理则尽性以至于命,尽性而动容周旋中礼矣!”仁德是所有礼的本体,忽视了仁德,礼就成了失去了灵魂的空壳,礼所要求的敬、谦、节、让,莫不会成为虚伪的表演。

历史上和现实中,确实有这样的舍体而求用的现象。《左传·昭公五年》记载了一个古人区分“礼”和“仪”的著名故事。春秋时期,鲁昭公有一次去晋国访问,“自郊劳至于赠贿,无失礼”。鲁昭公对于繁复的礼仪十分熟稔,没有出现任何差错。晋平公称赞其“善于礼”,而晋国大臣女叔齐则说:“鲁侯焉知礼?”鲁侯怎么能够算得知礼呢?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判断:“是仪也,不可谓礼”,将礼与仪作出了明确区分。在他看来,鲁昭公所做都是一些礼仪形式,算不上礼。所谓“礼”,是“所以守其国,行其政令,无失其民者也”。将此称之为“本”,而将“仪”视之为“末”,认为“礼之本末,将于此乎在”,而昭公“屑屑焉习仪以亟”,不懂这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道,仅仅执着于细微的礼仪末节,因此不能说其知礼。这位鲁昭公就是孔子儿子出生时,给孔子送来鲤鱼的那一位鲁君。孔子对他颇有感激之情。后来陈司败直接问孔子“昭公知礼乎”,孔子出于“为尊者讳”的“礼义”,勉强答曰“知礼”,但是私下里还是承认自己这个说法“有过”的。可见,孔子对鲁昭公是否知礼的看法,与女叔齐是一致的。

为什么说鲁昭公不懂得“礼”呢?其实,就是因为他仅仅掌握了礼之“仪”而丢掉了礼之“义”,虽然仪节非常熟稔,但这种娴熟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。其实,我们在生活中也容易犯同样的错误,即只谨守外在的仪式流程,而内心缺乏诚敬。更有甚者,社会上还有很多人,将“礼”作为攫取功名利禄的工具。因此孔子才会感慨: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”失去了仁德,失去了诚敬,礼乐也失去了庄严,沦为一种令人生厌的形式过场。如此一来,越是行礼如仪,越是令人厌憎。我们经常批评的那种“形式化”,不就是因为这样的形式是缺乏真诚的吗?本来,礼是陶冶人的性情,是“成人之道”,这样一来,礼反而成为束缚人性正常发展的桎梏,岂不悲乎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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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礼乐演出《金声玉振》剧照     资料图 齐鲁晚报

我们今天谈到礼,往往与儒家联系起来。其实,在孔子之前,礼已经存在了几千年。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,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化现象。荀子所谓“先王制礼”,则是社会发展到了更高阶段,才有像周公这样“圣王”出现,通过综合整理,将礼进一步系统化、制度化,成为具有统摄性的制度之礼。到了春秋时代,周代礼乐文化经过几百年的演变,已经失去灵魂,日渐僵化沉沦,僭越、虚伪盛行,此所谓“礼坏乐崩”是也。

对此,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们都有反思。道家宗师老子批评:“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”儒家开山孔子也批评: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?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”道家反对礼,今人很容易理解,但崇礼的孔子也批评礼,岂不是矛盾的吗?其实,孔子及后儒对“礼”的反思,并不是彻底否定,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虚伪、僭越的礼。礼本来是一种文明样态,但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异化。异化就意味着走向自己的反面。道家是因为反对异化,而对人类文明近乎一股脑地否定,而主张回归自然。孔子则不然,他在思考:礼为何会异化?如何才能避免礼流于形式化?

礼的最大异化就是流于“虚伪”。在孔子看来,“虚伪”恰恰是因为人心之“不仁”。孔子之所以对“巧言令色足恭”“耻之”,就是因为其中“鲜矣仁”;之所以批评“乡愿为德之贼”,就是因为其“无是非”,本身就是一种“不仁”;孔子之所以对“为礼不敬,临丧不哀”不欲观之,就是因为那仅仅是礼的形式化。所以,孔子甚至说:“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”,性情中和之人如果不可得的话,那也应是有真性情的狂狷者才值得交往。所以,明末张宗子《陶庵梦忆》所谓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”,正是与孔子真精神相贯通的。梁漱溟先生讲,“发自真性情的礼,率真,质朴,合乎本心。不合乎人情,巧言令色都不是礼”,诚哉斯言!

孔子“寓作于述”,创立儒学,将仁礼合一。其中,礼是继承(述),仁是创新(作)。孔子之所以提出“仁”的学说,就是希望将仁的精神灌注到世俗的礼之中,使其更加合乎天道、人性,才能成为推动修齐治平的重要方式。所以,儒家之礼与世俗之礼,有同有异。换句话说,我们日常所批评的那些讨厌的繁琐、虚伪之礼,也是儒家所反对的。所以,儒家在历史上不断地倡导移风易俗,为的就是要将异化的礼俗重新加以整饬,注入“仁”的精神,使之恢复生命力。

孔子一生崇礼,礼型塑了他的生命,而孔子的生命却充满积极向上、乐观豁达的勃勃生机,并没有陷入虚伪、迂腐与僵化之中。他在“立于礼”之前,能够“兴于诗”,生命与天地自然万物相感通,那是仁心的跃动;在“立于礼”之后,能够“成于乐”,生命达到与天地自然的圆融和谐,那是仁心的圆满。你看他,一生之中艰辛备尝,但不论遇到何种的困境,他都能“弦歌不衰”,乐观以待。读《乡党》,那样一位谨守礼乐的士大夫的形象,并不令人生厌。子贡眼中是“温良恭俭让”的气象,那正是礼教熏染下的生命温度。子夏所谓“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听其言也厉”,正是孔夫子在弟子们心中的形象,这种生命富有感通力、感染力和感化力,所以孟子说“七十子之服孔子”是“中心悦而诚服”,是必然的。这一切源自他那颗“活泼泼”的“仁心”。“仁”是生命的自我觉醒,是心中装着他者,是将人当人,因此仁心才会生发出“爱”“诚”“公”“恕”。孟子所谓“其生色也睟然,见于面,盎于背,施于四体,四体不言而喻”的生命之辉光,必然在“仁礼合一”之中才能呈现!

其实,不仅孔子如此,儒家先贤中,这样的真性情可谓生命的常态。大家如果喜欢读各种传记,你就会发现,真正的伟大人物,都富有天机活泼的真性情。2021年10月,我与业师杨朝明先生应邀赴福建武夷山参加首届“武夷会讲”,更真切地感受到朱子故里的自然与人文之“双美”,更了解到朱子的真实的生命情态。我那时才意识到,对于朱子,过去仅仅读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等,看到的仅仅是其思想文理密察的一面,于其生命情调是不甚了了的。我们过去总是根据教科书的描述,将理学家想象成不苟言笑、缺乏情趣的道学先生。然而,事实并不如此。作为理学宗师的朱子,实际上是一位真正的“活泼泼地”性情中人。哲学史家陈荣捷曾评论说:“朱子教学,是其最快乐处。闲情逸趣,则在旅游与诗酒之兴。”确实,我翻阅当地学者编写的朱子文化丛书,发现朱子确实喜欢名山大川,饮酒烹茶,与二三子徜徉乎山水之间,往往发为诗歌吟咏。在当下的清明时节,发现朱子也有“满意分携一杯酒,登山临水意未休”,“书册埋头无了日,不如抛却去寻春”这样的豪迈洒脱的诗句,竟撩动了我这沉寂枯闷之心,触发纵情山水之念。天机活泼如孔子、如朱子,依然感发着我们,而那些用礼来当作枷锁束缚别人并自我束缚的人,早已扫进了历史的垃圾袋里,烟消云散。这就是“仁礼合一”的魅力!

今天流行一句话:人生需要仪式感!确实,“仓廪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”,人应该在温饱解决之后,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。但是,如何区别清楚“仪式感”与“形式化”二者的异同,恐怕是首先必须加以厘清的。我们应该明白,我们所期待的“仪式感”,其实是“仪式”带给我们的“诚敬”与“庄严”,而这一切都源自“仪式”之魂——我们内心的“仁”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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